《洛神图》 资料图片
根据王先谦的《诗三家义集疏》，鲁《诗》说、齐《诗》说“游女汉神”，已经有了郑交甫的参与。这说明，在西汉早期，《诗经》中的“游女”已经成为“汉水之神”，并与郑交甫故事产生了联系。汉焦赣《焦氏易林》证明了这一点：“乔木无息，汉女难得。祷神请佩，反手离汝。”“二女宝珠，误郑大夫。君父无礼，自为作笑。”由此可见，襄阳地区流传的“汉江女神”传说，在西汉早期已经产生并流传，并成为说《诗》者解《诗》的文献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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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这并不能说，齐、鲁、韩三家《诗》仅仅如此理解“游女”。我们看《韩诗外传》引“孔子南游，适楚，至于阿谷之隧，有处子佩瑱而浣者”章，引《诗经》“南有乔木，不可休息。汉有游女，不可求思”，此“游女”即为现实生活中的人物。“游女”在此只是一个泛称，与《诗经》中的“游女”已非同一人。就此而言，汉代的“汉江女神”，同时具有神性和人性两个方面的特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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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两汉时期文学作品看，《诗经》中的“游女”，往往被称作“汉女”“游女”，并被广泛认作汉江“水神”，如扬雄《羽猎赋》“汉女水潜”，张衡《南都赋》“游女弄珠于汉皋之曲”，王逸《楚辞·九思》“周徘徊兮汉渚，求水神兮灵女”，等等。魏晋南北朝时期，“汉江女神”又与《楚辞》中的湘夫人联系在一起，这大概源于曹植《洛神赋》“从南湘之二妃，携汉滨之游女”。而晋皇甫谧《帝王世纪》将二女落实为周昭王二妃，并提出其确切的名字为延娟、延娱。这说明，魏晋时期，“汉江女神”已进入史书，并在名字、时代上越来越确切。很可能在这个时候，“汉江女神”已经受到当时人祭祀，所以郦道元《水经注》记载有“汉庙堆”，并称“昔汉女所游，侧水为钓台，后人立庙于台上。世人睹其颓基崇广，因谓之汉庙堆”。这个地方大致在今天的万山下，所以《水经注》又说“山下水曲之隈，云汉女昔游处也”。这个“山下”，即万山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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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以上“汉江女神”的语义变化可以看出，这个神话传说，实际上体现了古代中国“文化一统”的基本思想。《诗经·周南·汉广》中的“游女”诗歌，很显然属于一个“南方故事”。但是，汉说《诗》的齐、鲁、韩三家皆属北方学者，他们都非常重视发生在南方的这个“游女”故事，不仅赋予她神性，而且与生活在北方的“郑交甫”发生联系。“汉江女神”故事的产生，很可能是南北文化交融而成的结果。
“游女”在北方很难看到，而郑交甫、水神主要属于北方文化元素。先秦祭祀的对象中，很少有水神，如《汉书·郊祀志》记载秦始皇“祠名山川及八神”，即无水神事。但这不能说先秦北方文化中就没有水神的存在。杜预注《左传》“螭魅罔两”，以为“罔两”即水神，虽然这个水神还主要是一种虚构的非现实性神灵。而南方“游女”进入北方神话系统后，不仅使得“水神”形象非常具体，而且与现实生活有密切关系，且以女性神灵出现，很容易为人所理解和接受。这样，南方的母题故事，与北方的人物、神祇相联系，就产生了融南北文化于一体的“汉江女神”传说。对于南方人民而言，“汉江女神”不仅是一个确实的存在，而且能够为南方人民带来好处。“汉江女神”的优美、温婉、高雅、神性，同样给北方人民带来了无限美好的想象。北方频仍的水灾、水患，同样使他们渴望“汉江女神”的庇佑。甚至爱情中的幸与不幸，生活中的快与不快，都使他们乐意将“汉江女神”作为倾诉的对象。所以我们才会看到，扬雄、张衡、王逸、曹植、陈琳、阮籍等人的诗歌中，都出现过“女神”的描写。如曹植《洛神赋》说：“感交甫之弃言兮，怅犹豫而狐疑。”陈琳《神女赋》说：“赞皇师以南假，济汉川之清流。感诗人之攸叹，想神女之来游。”阮籍《咏怀诗》说：“二妃游江滨，逍遥顺风翔。交甫怀环佩，婉娈有芬芳。”在他们的作品中，“神女”或忧郁、愉悦，或飘逸、优雅，或逍遥、洒脱，不仅拓展了诗人与读者的想象，而且为中国文学作品塑造了一个魅力十足的“女神”形象。
（本文原刊于《光明日报》2017年6月12日13版。原题为《“汉江女神”之演变》，标题为编者所加。作者系湖北文理学院文学院教授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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